“生命是终身徒刑,是度过时间,是自由思考”

提起当代艺术,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:看不懂。

看理想APP主讲人鞠白玉在她的节目祛魅:当代艺术入门中讲到:“ 人们说当代艺术变得面目全非,让人一头雾水时,其实并非艺术离我们的生活更远了,而是它更近了。一件作品与日用品看起来没什么区别,一个行为作品和一个社会事件看起来别无二致,因为它们的界限模糊并且纷呈杂乱,才使我们观看当代艺术变得困难......

当代艺术就是在提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样貌,有时是提醒我们的过去,有时是现在,那些我们有时会忽略或者尚还未意识到的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

今天的文章,鞠白玉向我们介绍了一位传奇的艺术家——谢德庆。

他的作品都是关于现代人的处境。当人没有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可言,被社会系统所困、被自然所困、被时间所困......他选择用“无为摧毁时间”,用自我剥夺回应社会剥夺。

他用作品向人们发问:“在一个提倡凡是行动必须有价值、必须产生效能的社会中,我们是否有勇气去这样质疑和追问时间这个命题?”

讲述 | 鞠白玉

来源 | 《祛魅:当代艺术入门》

(文字经删减编辑)

在行为艺术的领域中,谢德庆可能是作品最少、但单件作品跨度时间最长的艺术家。看上去显得很“无为”,这样的无为却使他成为这四十年来行为艺术界的一代宗师,就连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也对谢德庆敬意有加,称他为英雄。

谢德庆(1950-)美籍台裔艺术家

谢德庆毕生只有六件主要作品,六件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—— “做时间(doing time)”,这是谢德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对自己的总结。

01.

1978-1979,《笼子》

第一件作品是《笼子》,这是在1978年到1979跨度一年完成的。

《笼子》(Cage Piece),1978-1979

作品的内容很简单,艺术家在一个监狱般的笼中生活。11.6×9×8英尺(3.54×2.74×2.44米)的面积,这个大小的空间相当于一个最小的监狱牢房,笼子里只有一张床、一个马桶。

他事先写下声明,并请律师签字见证,在这一年间,他生存在这个笼子里,没有任何书籍可阅读,没有任何人可交流,没有任何娱乐消遣,也毫无物质享受。

你看到一个人只是在徒然发呆,变化甚少,每天他在笼中踱步,就像是一个人固定的饭后散步,只是这个行动范围在物理上缩得很小,但是事后他也说这个时间的散步十分重要。

在笼中每过一天,他就在墙上刻一道线,用的工具是指甲钳上的锉刀,刻得很费力,但这成为他在一天中最重要的消遣。

谢德庆在笼中刻的线

他在纽约的好友陈伟光,就在附近上班,可以每天来送饭。有时送的餐食太过简陋,他无声地抗议过,把餐食打翻,当然当天就没晚饭吃了。

这件作品就是他“做时间”的开端。 我们本来就是在时间里度过,但我们很少去关注时间的流逝,因为你关不关注,时间都要流逝的,人在时间里是一个被动的位置。

但是谢德庆却要“做时间”,要把生命的无为来与时间的刻度并行。我们的社会化生活总是要求在时间里有生产,他却偏偏“不事生产”。 什么才叫作不浪费时间?如果一个人就仅仅是存活,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用最低的物质限度去存活,他就没有活的资格吗?

更进一步来说,在这样的情境下,如果你感知的时间流逝得更慢了,是不是比别人赚得了更多的时间?然后更多的时间又怎么样呢? 做什么才叫作意义,这种意义只能由社会来界定吗?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,会发生什么呢?

细想想,这些行为其实全是在对生命观进行反向的问句。这件超级简单的作品,艺术家的行为就是不作为,但它却使我们不断地发问,在我看来,这些问题就是作品的意义。

02.

1980-1981,《打卡》

接着可以来看第二件作品,《打卡》。这件作品的形式,看起来也无非是换了另一个笼子。从1980到1981年,这一整年谢德庆坚持在同样地点以每小时为刻度在打卡机上打卡,一年共计8760次。

《打卡》(Time Clock Piece),1980-1981

无论他多疲备、困倦,或者有天大的事情要处理,也必须在整点时冲到打卡机前面去。就连在隔壁房间休息时,枕边也有一个闹铃装置,确保他不会睡过头。每打一次卡,就签一次名作为记录,当然这记录上也显示了,他有时确实会因为睡过头迟到了。

当时有一台16mm的摄影机一直以固定机位对准打卡机录像,在展览时这一年的影像被制成了一个365秒的录像作品。观众会看到谢德庆在镜头前一成不变的装束,就像监狱犯人的囚服,还有不变的呆滞的神情,光头慢慢长成乱发。

摄影机记录“打卡”中的谢德庆

强迫打卡使他这一年的生活被撕成碎片,他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,也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但是别人是为了工作而打卡,谢德庆把打卡变成是工作。

这件作品,已经从《笼子》中与时间的共处,延展到了与时间的刻度共处。

“时间”一词,本身就源于印欧语系的词根,意为分割。 人类是本能地将周而复始的黎明到日落中的节奏,交给了时间刻度,我们的社会生活交给了钟表,钟表成了最大的权力。

打卡这个规范性的动作,使人的行动变得有社会性,你上班需要打卡,上学需要打卡,工资统计要看通勤表,当你需要打卡,你就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动物。爱迪生在1921年也有一张著名的照片,就是站在打卡机前打卡。

时间的刻度对于社会动物来说可能是公平的,因为是按劳取酬,但是它也成为一种残酷、毫无浪漫、只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标尺。

谢德庆这件作品二十九年以后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,成为行为艺术史上最为轰动的作品之一,作为艺术家的身份,那一年的打卡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生产的结果。他的目的并非是名存艺术史,虽然结果是如此。

谢德庆《一年行为表演:1980-1981》(《打卡》)

展览现场

03.

1981-1982,《室外》

1981年到1982年的作品叫《室外》,这一年谢德庆不会进入任何一个建筑物和遮蔽物,他在声明与公证中强调了这一点,使整个行为项目成为一场城市中的荒野生存。

《户外》(Outdoor Piece),1981-1982

谢德庆只拥有一个睡袋,没有金钱,没有工具,他日夜游荡在曼哈顿的下城、布鲁克林或者中央公园。

《户外》(Outdoor Piece)组图,1981-1982

在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见,风餐露宿中,谢德庆慢慢变成一个目光呆滞的流浪汉,他在河边洗头、生火,寻找食物、翻捡垃圾。其中颇具戏剧性的意外是,当他坐在别人商店门口的台阶上,不知引起什么样的误会,几名警察逮捕了他,揪住他的头发,不顾他的尖叫,将他塞进一辆警车,带进警局。

将一年的时间交给未知的生活,就意味着面对种种意外,但是谢德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种意外的尖锐,他的作品是强调“室外”,一种飘流的自由状态,他靠忍耐和坚定才能使自己在这个城市的荒野中能生存下来,却被警察强行塞进了建筑物。

在警局被禁闭十五个小时后,谢德庆被放了出来,从警局的笼中投向一个更大的笼中——他的纽约,他的曼哈顿岛,一个并不是绝对自由的领地。 在一个社会中,一个人能拥有什么样的绝对自由呢?一个艺术家主动地放弃了社会生存权,并不在这个社会中剥取掠夺任何东西,但这种游荡却成为了“可疑的自由”。

当然这件作品不是在讲艺术家的悲惨,也没有想升华什么自由精神,在我看来,他就是选择在一个时间内要以这样的生命方式去存活。

还是在做时间。艺术家也不是怀着激情去创作,而是很理性地规划。他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时间流逝。

听一下谢德庆怎么说:

我的作品是以不同的角度呈现对生命的思考,都是相同的前提。

Life is a life sentence

Life is passing time

Life is freethinking

生命是终身徒刑

生命是度过时间

生命是自由思考

04.

1983-1984,《绳子》

1983-1984的作品叫《绳子》,这是第四件作品。到第四件作品的时候,开始有人参与进来——女艺术家Linda Montano。Linda不是他的情人,不是他的家人,甚至也不是他的朋友,Linda就只是另一个艺术家。在这个项目里,谢德庆与Linda既是这件作品的共同拍档,也是对方的道具,他们对彼此的存在,就是为了测试自我与他人的关系,个体在有限空间内的共存。

《绳子》(Rope Piece),1983-1984

这个项目从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4年。在项目开始的第一天,他们用一根绳子的两端拴住对方手腕,这一天他们还将头发理成光头,看起来,两个艺术家的生活都很简单。

在这个项目里,两个人不是处在固定空间的,他们要正常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。比如Linda化妆时,谢德庆要站在后面陪着;Linda喜欢打坐,谢德庆也只好在一旁呆坐;他们还要一起去外地参加朋友婚礼,一起散步去谢德庆做上一个项目时升火取暖的河边;谢德庆要去工地打工,Linda必须跟去,所以她也会分到一半他的工资;Linda要去学校给学生教课,所以谢德庆也会分到她的酬劳。

一个星期以后,两个人的冲突就变得很大,没有隐私,洗澡,上厕所,看医生,睡觉,都要完全暴露在另一个人的视线内,而且也被迫参与或观看了对方的生活,这种关系导致了憎恶。这种交恶的关系直到作品结束后的十余年都没有和解,其实也是一直到今天。

谢德庆的这件作品和以往的线索没有切断联系,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情——用无为摧毁时间,用自我囚禁对应时间的囚禁。

在生活中,我们往往难以忍受过度的亲密关系,哪怕是情感关系,这种寸步不离都会令人窒息,何况Linda和谢德庆只是两个毫无挂葛的艺术家。

也许“关系”就是生命、生活中的一种酷刑与苦修,我们看到之前他将笼子作为囚禁,将固定时间的打卡作为人身限制,将户外的游荡作为对不自由的回应,那么“关系”,可能是所有事件中最为难以忍受的囚禁。

05&06.

1985-1999,《不做艺术》与《十三年计划》

到了1985年,谢德庆做出一个更为极致的决定。直到1986年的一整年,他将不做艺术、不谈艺术、不看艺术、 不读艺术、不进画廊和美术馆。只是活着。一名职业艺术家不做任何与艺术有关的事情,这就是他的第五件作品,同样是选择一种方式度过时间。

我个人认为他的作品是以递进式的关系来讨论“做时间(doing time)”,第一步是在笼中隔离,第二步是在强行刻度,第三步子是在城市和文明中流浪,也可看为第一部作品的反向探讨,第四步是捆绑的关系,而关系也在互应着前三部的自我隔离。

到了这第五步《不做艺术》,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了,只能往极致里走。所以这一年结束后,谢德庆宣布自1986年12月30日起直到1999年的最后一天,这十三年不再发表任何艺术作品。

这位艺术家彻底失踪了,离开整个艺术界的视线。很难判断他这些年是否还在做作品,他不露面,也不发表。而越是这样,人们越是关注他这十三年在哪里、做什么、成为谁。

十三年很快就会过去,到了2000年的第一天,谢德庆突然宣布:我还活着。这就是他的第六件作品,第六件作品结束了。谢德庆将它命名为《十三年计划》。

谢德庆:

用自我剥夺回应呼应现代人的处境

在他的作品里,他始终在把人归还成一个“赤裸的个人”的原生状态去。这次索性连艺术家的身份也不要了——不参艺术界的任何事情,不做和艺术有关的任何事情。 其他艺术家通过作品来确定身份,他通过作品来消解身份。别人创造“有”,他则创造“无”。

谢德庆是台湾生人,他所在的台湾的1970年代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时代,而他出生的家庭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。

他的县议员父亲,他的故乡南洲乡,使他的生长氛围里充斥着浓重的儒家文化;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生活里唯一的内容便是奉献,献给家人,献给教会。

1974年,谢德庆24岁那一年,他登上了一艘去往纽约的邮轮,成为了这种生活的叛逃者。在海上的航行,也仍然是一种禁闭,茫茫海面上的船只,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封闭监狱。所以当船靠岸的时候,他不是走下船,而是直接从船上跳下海。

因为这个举动,谢德庆被没收了护照,从此他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美国十四年。

他从台湾出走,即不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也不想像母亲那样将自己奉献给宗教,这种信仰对他来说,其实也是变相地受缚。

非法移民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没有身份的人,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。谢德庆的作品无一不是在回应这个“非法”,“没有身份”。 既然时间要监禁我,那我就用自我监禁的方式消耗生命;既然社会和国家剥夺了我的身份,那我也可以自我剥夺。

所以他总是说自己是罪犯、游民、背叛者。高中都没有毕业,也没有读过艺术学院,在纽约是个非法移民,只能做小工,躲在中国城的后厨洗碗,客人走光后做清洁;在纽约他很少去参观博物馆,更没有想过要靠卖画挣钱,或者靠艺术家这份职业生存,他对现有的艺术史也没什么兴趣。

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悖论,一个艺术家,以“不做艺术”为作品,并且深受艺术界和公众的认同,通过自我消杀的方式,使自己的名字和作品成为传奇。这个作法也反斥了艺术家们重视的“出镜率”,他是以“不存在”“不在场”完成了经典的行为艺术作品。

谢德庆的行为艺术,是将时间和个人在时间中的经历作为素材,形式也很简单,但这简单背后,是无比的纯粹和艰辛,是决心、耐力。

谢德庆的作品除了《绳子》之外都是一个人完成,作品的影像记录也是自己支着三角架拍摄,他没有助手、没有经纪人、没有画廊,他也从未主动推介过自己。

艺术家这样存活于世是非常艰难的。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苦刑下的西西弗斯,是如何一次次将石头推向山顶。石头总会掉下来,在推的过程中,西西弗斯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,他就等于活在地狱中,所以他必须要承受这样的命运,他承受了,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

在我看来,谢德庆就是那个快乐的西西弗斯。他就是要选择这样的方式,在我们眼里看起来无聊之极的方式,把一生消耗完。

作为非法移民,他的作品都是在呼应现代人的现实处境。隔离也好,放逐也好,人没有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可言,你被社会系统所困、被自然所困、被时间所困。谢德庆的反抗和回应就是,那我干脆做个行为作品吧。这个方式倒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?观者完全可以有两种相反的判断。

你是否乐意用这种非常反社会意义的方式去度过时间,甚至度过人生?你是否也有勇气对自我的身份进行抹杀?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志力去一分钟一分钟地感受时间的流逝?在一个提倡凡是行动必须有价值、必须产生效能的社会中,我们是否有勇气去这样质疑和追问时间这个命题?

艺术界四十年来,对谢德庆不断地重新观看,提及和讨论,是因为这些作品历久弥新。 我们就是那个打卡的人,是手腕拴绳的人,是在城市荒野流浪的人,是笼中的人,谢德庆的一生将我们的一生去掉了华丽的符号,回应了本质。

所以,谢的作品常被称为生命作品。也不妨这样总结:这个人但求默默的一生,就是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。

谢德庆在自述中提到:

我不会把自己的作品称作自传。我原先在美国非法移民的经历,让我深度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。我希望将这份关注转变为一种哲学方法。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,可能会以政治的方式表露他的痛楚和怨恨,但作为一名艺术家,他必须将基本生活条件转变为可以启发思考生活、艺术与存在的艺术作品。

时间很公平,它公平地在我们的世界中流逝,谢德庆是将“活着”“度过时间”变成一种哲学方法,引发我们无止尽地讨论生命与生活这个大命题。

* 本文内容整理编辑自看理想App节目,由鞠白玉主讲的《祛魅:当代艺术入门》,完整内容可至看理想App内收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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